荣格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主要有三点分歧。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的动力里比多是性能量，早年里比多冲动受到压抑会引起终生的后果，心理问题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所接受的道德禁忌和准则同自己的本能欲望相矛盾。荣格认为里比多是一种多元化的生命能量，不仅仅是性能量。
弗洛伊德认为人类童年经历决定了他的一生，荣格认为，童年经历没有决定性力量。
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学是个性的，荣格认为心理学是集体的。
但荣格认为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生活的无意义，他发现了弗洛伊德的荒谬论点引发的道德伦理狂乱和战争危险：“他的解释就好比当一条船因漏水而正在沉没时，船上的人却只对涌人船舱的海水的化学结构感兴趣。无意识驱力中的紊乱并不是最根本的，而只是次要的现象。当意识生活失去了意义和希望时，就犹如爆发了一阵恐慌，我们于是听到一声高叫：‘大家尽情吃喝吧，我们明天就要死了!’从生活的无意义中诞生出来的这种情绪，正是在无意识中引起紊乱的事物，它使那些被痛苦地抑制着的冲动又重新冲决出来。”
荣格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只限于使我们意识到了我们自己身上的阴暗面和罪恶，弗洛伊德只是发动起了那场潜在的内战，然后就将它置之不顾了，放任病人必须倾尽全力去应付这场内战。荣格说：“可惜弗洛伊德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从来就不能够单枪匹马地与黑暗的力量对抗——这黑暗的力量就是无意识的力量。人类总是需要精神方面的援助，这一援助是每个人自己的宗教向他提供的。”
荣格认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内在心理根源，他推测，人类自古以来，甚至在最原始的文化阶段，就意识到了这种危险，所以才形成了宗教的和魔法的习俗。
荣格认为乱伦欲望不应该作字面上的理解，它应是其它愿望的象征。他说：“性乱伦欲念的核心并不是同居，正如每一个有关太阳的神话所显示的那样，它只是一种重新想变成孩子…一为了重生而成为母亲的一部分的奇异念头。”荣格还以大量神话说明，英雄抵制母亲的诱惑力，从而成功使之发生转化，他说：“乱伦禁忌成为一种障碍而且使富于想象力的幻想获得创造性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里比多已难以察觉地被赋予了精神上的意义。”
荣格认为，弗洛伊德没有给生活以充足的意义，而只有赋有意义的生活才能使我们获得自由。他说：“我那些来自于各国的病人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找我不是因为他们患有种神经症，而是因为要么他们找不到生活中的意义，要么他们用一些问题来折磨他们自己——而这些问题是今天的哲学和宗教都不能回答的。”
荣格非常讨厌弗洛伊德对父母的幼稚怨恨，他说：“被禁锢于对父母亲属那老一套的怨愤之情中，被禁锢于家庭环境那令人生厌的感情纠葛之中，这家庭环境最容易造成各种生命能量的封闭阻碍。”“除了精神，这一生命中对立的动力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从这一束缚之下解脱出来。精神不是肉体的孩子，而是‘上帝的孩子’，它们是知道自由的。”
荣格认为是时候重整精神以打破弗洛伊德肉欲致病论的魔咒了，他说：“我们现代人面临着一种必须，必须重新发现精神的生活，必须为了我们自己去重新体验这种精神生活。如果要冲破那束缚我们的魔咒，那把我们牢牢束缚于生物事件循环之中的魔咒，这就是唯一的出路。”
荣格后来在大量临床中发现哲学本体对心理问题的重要性：“在所有已进人人生后半部分的病人中——即35岁以上的病人中，没有一个人的问题不是最终要想找到一种关于人生的宗教观。我们可以安全地说，他们每一个人都病了，因为他们丧失了每个时代的活的宗教给予追随的东西。”
荣格发现他的病人正在寻找着能够给予他那患着神经病的混乱心灵以意义和形式的事物，他说：“他看到这病是起于没有爱情而只有性欲；他看到病人没有信仰，因为他害怕在黑暗中摸索；没有希望，因为世界和生活已使他感到幻灭，有理解，因为他找不到他自身存在的意义。当医生看到这一切时，他将会怎么办呢?”
荣格认为“我们无法指望医生对灵魂的终极问题有所见解，痛苦者应当从牧师那里，而不是从医生那里去求得这种帮助。”
荣格说：“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以下事实，在过去的30年中，来自地球上一切文明国家的人都曾求诊于我……他们在没有重新获得宗教观之前，是不会被真正治愈的。当然，这与某项特殊的教义或教籍无关。”
荣格考察了大量精神病例、梦、神话学、人类学的材料,认为存在着一种叫作“集体无意识”的先天内容。他认为这是人类祖先通过各种反复的实践活动所得的经验打入心理结构，并遗传下来。例如,人类普遍存在过“大地母亲”这一心理感悟，荣格把这个心灵自我的整体叫“自性”(Seif)。“自我”(Ego)则是心灵自我整体中的意识部分,是相对微小的部分。
荣格由此引出了他的一个重要论点:人类心灵既然是一个整体,那么失去了其中的一部分就会发生心理不平衡的现象。
例如，儿童心理结构很像原始人类的心灵,它们很少受到文明概念的“侵染”。但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概念化的科学思维的理性因素就渐渐把“浑然整体心灵”压抑下去。
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来看,自巴门尼德之后,西方哲学本体论就转向了概念化的分裂的理念论体系。但柏拉图突出了共相和殊相的关系,却深深地影响着整个西方哲学史。围绕着“共相”与“殊相”命题,中世纪有唯名论与唯实论之辩;在近代则有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康德把这一命题的困境发展到逻辑的终点,最后黑格尔就把世界上的一切都视作“绝对理念”(即柏拉图“理念论”的近代翻版)的展开,于是世界就整个地化成了由他所设计的“绝对理念”的概念结构,我们不难发现,西方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哲学史发展进程已使人们的思想认识模式深深地陷于概念引起的分裂之中。道术将为天下裂，“浑然整体”原型也因此受到了深重的扭曲和压抑。荣格说：“我们的知识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但同时我们精神的寓居之地却陷入了破损失修的状况之中”。
胡塞尔晚年的哲学主题就是如何找回西方人已失去的精神世界。
荣格自称为中国文化的忠实学生。在他的整个分析心理学体系中，从理论、方法到实践，都反映着中国文化的实际意义。
荣格对道德经认识很深,荣格在《人类及其象征》中说：“圆从各个方面,包括人类和整个自然的关系,表示了心灵的完整性。与圆相对的就是方,方所象征的是现实物。我们在老子的著作中发现了与扎菲的论述相似的话,即“大方无隅”，这里的“方”指的就是充满矛盾的现实物,而“大方”实即圆。”
道以“圆”、太一、混成”诸象征来表现“浑然整体”原型。古希腊的巴门尼德也用圆象征本体世界的和谐与统一。
老子说:“混而为一。”“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荣格直接用“虚无”一词来描述“浑然整体”原型象征。他说:“灵魂却没有自己固定的处所”;“我们倒更倾向于假定一切知识最终都来自虚无。”
荣格说:“西方人为印度那些宏壮的神的概念和中国道家哲学的深渊所吸引的,从哲学效应来讲,这些“宏壮的神”和“深渊”由于很好地保存着“浑然整体”原型,因此,能把人的哲学认识带入一个超越性的本体世界，并在这个本体世界中去领悟主客体合一的真正内涵。”
荣格可能没有系统研究过哲学，他其实是一个天生的第一哲学家，而不仅仅是心理学家，他的集体无意识其实就是形而上学的本体论，他说：“集体无意识绝不是裸露的个人系统，它是彻头彻尾的客观性,它与世界一样宽广,它向整个世界开放。”
荣格对本体有深刻体验，他认为一个处道之人,即“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与此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
荣格认为,“水是对无意识的最普通的象征。水是‘道’的飞龙,它的本性象水一样，一个怀抱在阴之中的阳。”水的种种特征最能符合“圆、太一、混成”这些道的特征。
老子认为本体难以描述:“道可道，非常道。”“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道常无名。”“道隐无名。”
荣格认为原型总是以象征的形式出现,它不能用理性的思考来界定。因为原型象征超出了理性的范围,“无论用符号还是用比喻都不可能把它彻底地翻译出来。”(第90页)
作为一个真诚、正直的学者。荣格对黑格尔为首的一部分西方哲学家无耻盗窃中国《易经》等哲学思想感到愤怒，他说：“可惜，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乞丐过于喜爱接受东方的施舍，不假思索地将东方的精神财富窃为己有，盲目地模仿其方式方法。这是一种再多警告也不为过的危险，中国用几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东西，我们不可能通过偷窃来得到。要拥有它，我们更应学会如何获得。..如同无家可归的海盗一样偷偷地栖息在异乡的海岸，那么，《奥义书》的智慧和中国瑜伽的悟性，对我们又有何用呢?若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过着充满偏见的、不自然的生活，遮掩自己真实本性中的有害潜流和阴暗面，那么，东方的真知灼见，尤其是《易经》的智慧，便是毫无意义的。”
荣格说：“《易经》中包含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心灵，几千年中国伟大智者的共同倾注，历久而弥新，仍然对理解它的人，展现着无穷的意义和无限的启迪。”“建立在共时性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在《易经》中表现的最为充分，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最集中的体现。而对于我们西方人来说，这种思维方式，从赫拉克利特之后，便在哲学史上消失，只是在莱布尼兹那里有了一些低微的回声。”
荣格曾通过大量、丰富的心理治疗和观察记录，用“共时性”(Synchronicity)现象去去印证《易传》所谓“同气相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真实性。即每一个事件具有只有在它发生时才能产生的永恒不变的特征，而通过客观发生的偶然事件可以确定人的心灵现实。荣格还用他的共时性原理来解释《易经》筮法，研究无意识的调动在揲蓍起卦进行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他的《精神的结构与动力》就是试图对共时性现象予以阐释的深奥难懂的一本专著。
为此1922年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上攻击荣格，宣读了一篇题为《梦与心灵感应》论文，文章第一句是：“目前，人们对所谓‘玄妙’现象趣味甚浓。”“人们普遍认为，梦与心灵感应关系密切，而我则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两者并无多少关系，即使存在所谓‘心灵感应’的梦，也丝毫不能改变我们关于梦的概念。”
荣格认为不能内圣则不可以外王，他说：“归根到底，如果精神同自我不能够和谐一致，社会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便微不足道。”1939年苏黎士市民希望借助荣格在心理学方面的巨大感召力和杰出成就能够给政界注人新的活力，请求他进入市议会。这令他感到苦恼，因为他不相信仅仅依靠政治经济因素就能改变民众的命运。
人类不是死于愚昧，而是亡于自大！
所以荣格对自大无知的存在主义毫无好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存在主义思潮的泛滥使我们的艺术苍白无力，毫无生气可言。我们的世界已获得了足以摧毁人类、使之变成宇宙尘埃的力量。”他在信中最后说，“让这个自我主宰的世界见鬼去吧!倾听你的保护神的声音吧。”
基督教会对荣格举行的葬礼上，悼词中赞誉他不遗余力地遏制理性主义泛滥，“使人们深信存在着另一个灵魂。”
其实荣格并非神学信徒，而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他说：“我只能经验地展示，存在着这样一个先于和大于意识的整体。意识在它的体验中把这个整体体验为某种“神圣”，即某种“既可怕又神秘”的东西。作为经验主义者，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这一整体的可实验性质，而它本身，如果从本体论上考虑，则是不可描述的。
2022年二月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