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学派的学问与酒

吉川幸次郎。

“醉故”不是作者的造语。江户时代有个叫振鹭亭的，戏作了一本通俗小说，叫《以吕波醉故传》，“醉故传”谐音《水浒传》。《京都学派醉故传》评说十二个人物，仿照梁山好汉排座次，分作三巨头、三杰、列传。不过，他们喝酒不用大碗，也没有大块吃的肉。封面画一条长桌，那桌子太长，不像是酒馆，桌上放倒三个酒壶，也不像是研究室，虽然日本人爱在研究室或办公室喝酒，但通常不会备酒壶。貌似一碟一竹篮，盛着下酒菜。酒馆（日本人泛称“饮屋”，似乎中国人一律叫作“居酒屋”）喝酒，人们不会多点菜，当然为省钱，更因为酒馆是喝酒的，好像女人也从不叮嘱丈夫多吃菜少喝酒。东渡之初，曾一度怕了被日本朋友请酒，看着一小撮菜肴不好意思下箸，饿得自己灌自己，然后醺醺然赶末班车。再说长桌，围坐了四人，一人交臂趴睡，三人标注了姓名：研究中国文学的吉川幸次郎，研究法国文学的桑原武夫，研究生态、人类学的今西锦司。脸颊都点上两朵红，今西攘臂高谈，吉川坐在主位上，他是此书的主角。

先说下京都学派。

距今九十年前，1932年哲学家户坂润写了一篇《西田＝田边的哲学——京都学派的哲学》，意思是由于有田边元的继承与批判，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才成其为西田哲学，并形成京都学派的哲学。当初京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哲学主流是哲学史、哲学学（关于西方哲学的文献学研究），然而西田们研究哲学，遭主流蔑视，孰料美国、德国视之为日本独创的哲学，顿成气候。西田散步的小路也叫作了“哲学小径”，现在正名为“哲学之道”。

2014年柴山哲也出版《新京都学派》一书，缕述日本战败后，以桑原武夫为首，京大人文研的贝冢茂树、今西锦司、上山春平、梅棹忠夫、梅原猛、鹤见俊辅等始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形成新京都学派。吉川幸次郎是京大文学部教授，不属于人文研，虽然也算入新京都学派，但是连名字都很少提及。倒是他的学生高桥和巳独占了两页篇幅，只因为高桥毕业后参加人文研的文学理论研究。或许对此不以为然，樱井正一郎撰《京都学派醉故传》，主张文学研究领域也存在京都学派，主角就是吉川幸次郎。樱井把京都学派、新京都学派称作京都学派草创期和第二期，以示两个时期的承续。通读全书，并没有“三巨头”聚饮的场面，若说吉川与新京都学派的接点，好像只一个，那就是某日吉川在祇园泡酒馆，遇上年轻的梅棹忠夫（民族学家），吉川挑事儿：“你是梅棹吧？蠢货梅棹吧？你不懂古典，不中用！”梅棹也不肯附会，立马回怼。二人边骂边喝，边喝边骂，吉川未被骂倒却醉倒玉山，被平日练柔道的福永光司（中国思想史研究家）背了回去。吉川做学问的方法以精准读古典为基础，而梅棹追随今西锦司，爱好登山，热衷于田野调查。并非不读古典，而是对吉川动不动祖述古典不以为然。樱井认为酒馆口角使新京都学派分崩，似高估了“酒力”。吉川乃京都学派嫡传，与另起炉灶的新京都学派不是一回事。酒馆相逢，各以自家的学风为是，争执不下，若草莽英雄，早就该大打出手吧。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略称京大人文研，前身之一是1929年用清朝庚子赔款建立的东方文化研究所，1900年留学北京正赶上义和团闹事的狩野直喜为首任所长。战败后改组，桑原武夫自1959年任所长四年。他是桑原骘藏之子，长在汉籍的围城中。爱读内藤湖南的著书，一直记着他的话：日本犹如豆子磨成浆，用中国文明的卤水点化，才成型为豆腐。也去过西田几多郎家，记得他说的：日本小说不写人该怎么活。桑原说自己“从心情上很受了京都学派的影响”。他是领军型人物，十六年里组织六项课题共同研究。所谓共同研究，现在叫学际研究，桑原被誉为日本学际研究的元祖。本人在学问上未留下可观的业绩，自道“我不是一流学者”，吉川幸次郎诠释这句话：“桑原君的学问理想非常高，也许比我们高，所以，比照其理想，就成了二流。”

参加共同研究的，不限于人文研，也有京大以外的学者，他们是同僚、合作者，彼此的关系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横向关系。社会结构基本是纵向，一定的空间和时间中也会有横向状态，常有点无序。酒桌就是个典型。每次共同研究后，桑原便带领大家去喝酒。樱井写道：“酒在横向社会中结合人，维持横向社会。酒具有社会学意义。桑原是带头人，酒起到协调作用。”吉川也组织“读杜（甫）会”“小读杜（甫）会”，但他开完会就拎包走人，不领着或跟着去喝酒。酒对于他来说，起不到润滑作用，而是吵架的起爆剂。吉川是好酒醉酒，而桑原是用酒，带有功利性。

聚饮是日本传统的饮酒方式，源于村落习俗。下班后、开会后、各种活动后成群结伙去喝酒是普遍现象，经济大发展以后更是被大小公司利用来制造归属感，加强共同体意识。集体下馆子，喝不喝不是问题，重在参与。酒馆还兑制各种饮料，不饮酒的人也不至于“坚坐看君倾”（杜甫）。而且还有个传统叫“无礼讲”，酒局上可以“无礼”，不拘礼数。日本人一得机会就胡闹，美之曰脱离日常。桑原喝多了就爱在烟灰缸中点燃东西，叫他停手他不听，上山春平（哲学家）上去把这位领导推翻在地，拎起双脚拽到别的房间，桑原也乐得就势睡去。

日本人对于酒以及饮酒的看法和做法，也就是酒观，甚至关乎人生观，与当今中国人大不相同，他们的酒观更像是中国古代的，而且无限地接近文人传统，因为很多中国的东西他们是从中国诗文学来的。从小听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但侨居国外，却见中国人最爱组建各种会，于是很多人当着会长。我知道一个“以文会”，坚持多年，却始终没有会长。召集人一心向学，拨冗组织，每回请某个领域的学者讲述其课题研究，大家倾听并讨论。结束后呼呼啦啦去餐馆或酒馆，日本叫恳亲，相当于中国的联谊，其乐融融。

《京都学派醉故传》搜罗来一些醉酒逸事，莫非因为是学者的回忆，多不如文人写醉酒那般生动。桑原不贪杯，只是有一回郭沫若访日，被中国式劝酒，七十五度（原文如此）茅台酒喝了七杯，接着主持郭先生讲演，语无伦次，连椅子也坐不住，只好下台去醒酒，英名毁于一旦。关于今西锦司，醉酒的逸话也就是出访伦敦时喝多了在广场上放声唱高中宿舍歌，结果被同伴丢下，不会用英语问路，好不容易才摸回旅馆。就这些酒故事，怕是得不出“这样的酒造就了第二期京都学派”的结论，顶多是新京都学派当中多酒徒，吉川幸次郎更属于酒鬼级罢了。

京都学派老一辈筚路蓝缕，忙于学问，也无钱买醉。狩野直喜作诗说“愁来成一醉”，吉川揭发老师不擅饮，为作新诗强说酒。做学问“以酒为伴”，始自中国文学研究家青木正儿，他可算京都学派两期之间的过渡人物。1920年与人创办同仁杂志《支那学》，忍着辘辘饥肠编辑，完事去“牛饮马食”，借酒发一些狂言：天下中国学，舍我们其谁也，大学者如内藤湖南也得我们审查后发表。到了吉川幸次郎一辈，写书有销路，如吉川的《新唐诗选》、桑原的《文学入门》、今西的《生物世界》、深濑基宽的《现代英文学课题》、高桥和巳的《悲器》，先富了起来，不仅有钱喝大酒，吉川还能为错过了买下江户时代国学家本居宣长住过的老屋而惋惜。

青木正儿颇像个酒仙，真可谓“学酒合一”。随笔《酒中趣》中写道：“酒本是吾性所爱，饮酒、写酒的书乃乐中之乐。醉叟近来的日课是晚酌后早早就寝，听着收音机入睡。两点或三点睁开眼，静静坐在书斋写东西。有点累了，不抽烟，而是喝两杯或三杯葫芦里装的酒。有时喝多了发困，就重新钻进被窝儿。早饭前再稍稍喝一小杯凉酒，增加食欲。饭后躺下听收音机，有时迷迷糊糊打盹儿。起来或者誊清早上撰写的草稿，或者读书。下午有时出去舌耕，但几乎不走访，也很少散步。这样写成的就是这本书。”

高桥和巳有酒量，聚饮也从不参与闹哄，自己喝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悲器》获奖，祝贺会上梅棹忠夫训斥不要写小说。有才做学问，但更想写小说。终于接受吉川的推荐到京大中国文学科当助教授，却赶上错误的时机，处于学生与教授之间孤立无援，沉溺于酒，自称酒悲。两年后辞职，越明年病故。

最令人佩服的是喝酒不误事，李白斗酒诗百篇。竹之内静雄（筑摩书房社长）受教于吉川幸次郎，在东京银座款待恩师，然后送他去旅馆。车到了门前，吉川却说“再喝一杯”，又调头去六本木酒吧。这一喝就喝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此日要演讲杜甫。小川环树坐在场内听了，告诉竹之内：讲得好，就是脸上被剃须刀刮破了。

井上章一现任京都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人，以“美人论”“讨厌京都论”广为人知，感叹：硕学吉川和新进的梅棹干仗，这个逸话是代表京都大学黄金时代的英雄传说，如今不可能有这种事了。

醉酒的人都已故去，所以是“醉故”。吉川们喝酒的地方是祇园或北山，酒家颇高档，也有英文学研究家深濑基宽那样的，爱在居酒屋喝酒。喝起来不舍昼夜，耽误做学问，讨夫人厌，也厌及酒友。大概她希望丈夫学田边元，埋头于学问，住在京都三十多年没逛过京都。卖书换酒，家里只剩一架书，深濑却为之得意。查下《大辞林》，居酒屋是菜肴简单、酒水便宜的大众酒馆。如今大街小巷也常见装修上档次的居酒屋，1980年代兴起连锁店，有家叫“醉虎传”，念法和“醉故传”相同。

李长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