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智吉林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浦东傅雷文化研究中心顾问；主要从事翻译学、法国文学研究。著有《翻译文学经典的影响与接收》等，译著有《在马热拉尼》《小王子》等。
江声浩荡的背后故事
2006年我在准备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江枫先生打来电话问我选了什么题目，我说是关于傅雷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就听电话那边江枫先生厚重而洪亮的声音道：“‘江声浩荡。’傅雷的翻译，好啊，很好。”这让我想起，作家邰耕曾经说过：“罗曼·罗兰的四大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二十多年前我曾阅读过，许多情节都淡忘了。但书中开头的‘江声浩荡’四个字，仍镌刻在心中。这四个字有一种气势，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书中的气势相吻合，……对阅读者的心灵产生巨大的冲击。”
1937年到1941年间，傅雷精耕细作，完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百多万字的翻译，于国破山河在的岁月出版，曾引起无数读者的争购传阅。茅盾在1945年说过，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同是今天的进步青年所爱读的书，我们的贫穷的青年以拥有这两大名著的译本而自傲，亦以能辗转借得一读为荣幸”。老作家阮波在傅雷著译研讨会上说，当年她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就是怀揣傅译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奔赴延安的。
其实，在傅雷之前，曾有敬隐渔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的前半部分；有黎烈文译的第四卷《反抗》的片段；有静子和辛质译的第六卷《安戴耐蒂》；紧随傅译之后，还有钟宪民和齐蜀夫译的第一卷《黎明》。但由于这些译者的艺术功力可能还有所不逮，或缺乏持久的意志，更没有清醒的意识去思考民族危难中读者的期待，没有强烈意愿去完成历史赋予译者的使命，以上的版本最后都一一偃旗息鼓。只有傅雷那时意识到，“我们比任何时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时都更需要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傅雷为了“挽救”一个“萎靡”的民族，完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译，给黑暗里的人们点燃了精神火炬，促使当年的进步青年用“顽强的意志”去追求崭新的天地，拼搏向上，攀登生命高峰。
我们通读作品可以领会到，傅雷翻译的“江声浩荡”传达出了莱茵河的四层蕴意：一、克利斯朵夫任生命的波涛怎样起伏颠簸，依然扬起远航的风帆，百折不回；二、只有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儿女，像克利斯朵夫那样去努力、去奋斗，才有希望重新缔造一个理想的文明世界；三、“拉丁文化太衰老，日耳曼文化太粗犷，但是两者汇合融和之下，倒能产生一个理想的新文明”，傅雷这样的阐释可以说是他精彩传神的翻译的依凭；四、唯有胸襟像长江大河那样宽宏的人，方能有浩荡的情怀，方能在心中培育出大爱人类的情感。所以，“江声浩荡”传达出了这部恢宏巨著的主要精神。“江声浩荡”译句的重复，就是这部音乐作品的主旋律在重复、回旋、再现。
傅雷早在1937年的《译者献辞》中就提出，这部作品“是贝多芬式的一阕大交响乐”。从交响乐的角度看，可以说，“江声浩荡”传达出了波澜起伏、令人心潮澎湃的乐思，传达出了那融和欧洲文明的美妙的和声。“江声浩荡”一句的翻译，是傅雷深厚的文学功力和高超的艺术修养在其火热的激情下的绝妙的融合。“江声浩荡”，听来不但音节铿锵、清晰响亮，而且音律和谐，平平仄仄，自然而又匀称，最大限度地彰显了音乐效果，给读者带来了融视觉与听觉于一体、符合这部作品创作特色的艺术享受。多少年来，它之所以撞击读者的心灵，给读者留下深刻难忘的感受，就在于它着实太传神了！借用傅雷自己的话说，它确实“含有丰满无比的生命力”。它给读者描绘出的是一幅意象深远、蕴意丰富、“包藏无限生机”的宏图；它那略含陌生化的搭配，使得读者不由得稍作停留，来感受语言的张力；它自身的音乐感，又洞开了一个音响的天地，给这部作品的主要精神，赋予了一个回荡在读者心海的不息的强音。读罢作品，细细品味后感觉，一部激昂着“英雄”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荡漾着不同文明的和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洋洋百万余言，似乎全都浓缩到了“江声浩荡”之中。也正因为“江声浩荡”浓缩了这部音乐长河小说的激情与活力、气势与气度、精神与灵魂、艺术与风骚，它才能穿越历史，常驻读者心间。
打开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我们首先读到的是《译者献辞》：“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不必害怕沉沦堕落，只消你能不断的自拔与更新”。也许，不少读者的内心在这里已被傅雷攫住，因为每个读者应该都有，或者都有过英雄梦，而英雄原来并非高高在上的完人，芸芸大众都有可能成为英雄。这是非常接地气的话，朴实而又真诚，想必可以触动几乎每一个读者，让他们内心刹那之间产生“自拔与更新”的力量。
1934年，傅雷致函罗曼·罗兰，向他讨教了英雄主义。罗兰在复函中说：“夫吾人所处之时代乃一切民众遭受磨炼与战斗之时代也；为骄傲为荣誉而成为伟大，未足也；必当为公众服务而成为伟大……”罗曼·罗兰告诉傅雷：为公众服务，才是真正的伟大、真正的英雄；作为一个艺术家，应当把为公众服务和为民族乃至全人类之忠仆，作为自己应当追求的“崇高之社会意义”与“深刻之人道观念”。傅雷在回信中说：“不肖虽无缘拜识尊颜，实未误解尊意。”傅雷与罗兰虽天隔东西，但俩人思想是相通的，精神是契合的，所以这样的《译者献辞》才能和作品的内容产生同频共振的效果，让读者情不自禁地“以虔诚的心情来打开这部宝典”。傅雷后来也正如罗曼·罗兰所说的那样，“洁身自好之士惟有隐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以从事文学翻译来服务大众，振兴民族，以大勇无功的姿态为社会的文明奉献一生。傅雷后来对好友宋淇说：“我回头看看过去的译文，自问最能传神的是罗曼·罗兰，第一是同时代，第二是个人气质相近。”
1952年，傅雷又推出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译本，使得作品“风格较初译尤为浑成”，但我们发现，“江声浩荡”依然如故。
关于《高老头》和《于絮尔·弥罗埃》的纠纷
傅雷也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的忠实代言人，一生译有巴氏作品15部（出版14部，“文革”期间遗失翻译手稿1部），其中《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幻灭》等作品由于傅雷的倾力翻译，深受读者喜爱，至今不衰。不过在傅雷那个年代，还有两位巴尔扎克的译家：穆木天和高名凯，前者是曾经的创造社成员，翻译工作最早，约有10部；后者是我国知名语言学家，译得最多，约21部。傅雷的巴尔扎克作品译介既非最早也非最多。
早在1938年，傅雷就开始打巴尔扎克的主意，或许因为巴尔扎克的浩瀚博大，傅雷需要假以时日，准备酝酿，才让巴氏作品构成他后半期翻译的重心。此外，《人间喜剧》描绘了19世纪上半叶法国社会方方面面的风貌，也十分对应傅雷的翻译观，即：“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无所不包”。傅雷曾对好友宋淇说过：“鄙见以为凡作家如巴尔扎克……，译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顺，因原文冗长迂缓，常令人如入迷宫。我的译文的确比原作容易读。”
“翻译工作要做得好，必须一改再改三四改”
需要指出的是，傅雷在1963年第三次翻译《高老头》时，对译文自然又做了修改或调整。所以，傅雷致宋淇信中提及此事时，所表现的不买账甚至不在乎的样子，可能只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文人的表象常态。但他也并没有以赵氏的优劣评判为转移，即便赵氏当时大加赞赏的译句，傅雷觉得还是欠佳，后来照样做了修改。
当然，这不等于说，傅译就是完美无瑕；就没有可以商榷、改进的地方了。至少，傅雷归化倾向的翻译对中国读者就有溺爱之嫌。但无论如何，求真求美的傅雷，发现自己不妥当不完善的翻译时，不会不改，因为他始终把“学问第一、艺术第一、真理第一”作为自己的追求。
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的最后说：“这次以三阅月工夫重译一遍，几经改削，仍未满意。艺术的境界无穷，个人的才能有限：心长力绌，惟有投笔兴叹而已。”同样，傅雷虽这么说，但他也没有真的撂下手中的笔，从此放弃他的追求。他只是道出了一个求“真”的艺术家与“真”之间永远存在的客观距离。但他“对自己的工作还是一个劲儿死干”，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因为他明白：“艺术的高峰是客观的存在，决不会原谅我的渺小而来迁就我的。”他对自己的译作总有再上一层楼的要求，十分执着，所以到了晚年，才会有“正在经历一个艺术上的大难关”的境况，“眼光比从前又高出许多”。
傅雷对自己的翻译活动还有独特的认识，他说：“译者不深刻的理解、体会与感受原作，决不可能叫读者理解、体会与感受”；又说：“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其实，他是在向我们传经送宝：文学翻译不只是理解原文意义，还要去体会、感受、领悟原文的妙处、原文的韵味；“理解”之外，还要有“体会”“感受”“领悟”，这样翻译过来的东西才有文学味道。傅雷的翻译，耐读、耐回味，既能把字里行间的微言大义都咂摸出来，又能出神入化地表达出来，这与他对翻译活动的这种认识有极大关系。
因为傅雷的翻译作品质量好、品格高，人民文学出版社才把《巴尔扎克选集》的翻译任务交给他，“种数不拘——傅雷说，由我定，我想把顶好的译过来”。因为傅雷在译介巴尔扎克上面作出的重要成就，他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学会吸纳为会员。他与宋淇谈翻译时说过：“我的经验，译巴尔扎克虽不注意原作风格，结果仍与巴尔扎克面目相去不远。只要笔锋常带情感，文章有气势，就可说尽了一大半巴氏的文体能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傅雷翻译手稿和校样修订稿整理与研究》〔19BWW011〕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