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声玉振
编钟奏响中华礼乐文明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颁奖音乐，到2019年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闭幕式等众多重大外事场合，曾侯乙编钟都不曾缺席。这套由65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已成为当代中国的礼乐重器，向世界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
李幼平介绍，编钟是人类青铜时代物质文明的文化结晶，中国传统文化礼乐文明的精神创造。古代编钟多用于宫廷演奏，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演奏，被誉为“八音之首”。而1978年湖北随州出土的曾侯乙编钟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音律最齐的大型打击乐器。
“无论在哪里看到来自湖北的编钟都十分自豪。”李幼平经常和编钟同框参加世界各地的文化交流活动，“武汉文化底蕴深厚，在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闭幕式上选择的重大乐器，就是我们的编钟、建鼓、虎座鸟架鼓，还有武汉知音文化特色的古琴，惊艳全场。编钟是当代人听得见的古代声音，外国人听得懂的中国声音。编钟演奏的音乐可以跨越时空界限，引发今天国内外听众的共鸣。”
一钟双音
几代学者接力让猜想被证实
曾侯乙编钟的“一钟双音”，为世人所惊叹——敲钟的正面和侧面发出的声音不同。李幼平透露，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先秦编钟的认知停留在“一钟一音”上。中国音乐有五音，即“宫商角徵羽”，而西方一般采用的是十二平均律，通俗地讲就是“哆来咪发唆啦西”。过去人们曾认为编钟无法敲击出“哆来咪发唆啦西”中的“西”。1957年，音乐家用河南信阳出土的春秋编钟演奏出《东方红》，首次奏出了曲子里的“西”。有学者反复聆听后提出质疑，认为此音“音质不如其他音响亮，音色也不如其他音优美”。“这样的提问，也正折射出中国学者求真求实、严谨治学的底色。”李幼平说。
1977年，李幼平的博士生导师黄翔鹏作为音乐考古小组的一员，奔赴多地对考古发掘出的新石器时期、商周时期的古代乐器进行测音，逐渐觉察到先秦编钟“一钟双音”的规律，并于1978年撰文明确提出“一钟双音”的观点，引发激烈讨论。
令人激动的是，1978年在著名考古学家、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谭维四的主持发掘下，曾侯乙编钟出土，65件编钟上的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让“一钟双音”的猜想得到印证。
“一钟双音的奥秘就是编钟合瓦形结构，看起来类似椭圆杏仁形状。”李幼平介绍，合瓦形结构能够形成不同的振动分区，每个分区的频率不同，敲击正面和侧面就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钟双音从猜想到被证实，正是源于一代又一代学者接力的不懈追求。”
40多年来，曾侯乙编钟的研究经历了从理论研究到艺术展演，由展品到产品、从产业到事业，由传统继承到文化创新的过程。“历史不会忘记，只要我们认真、客观地去追求、去研究，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的发现。”李幼平透露，目前尚未发现编钟的乐谱，“但我相信，这个乐谱一定是存在的。”
活在当下
编钟绽放出强大的生命力
早在1987年，编钟就在人民大会堂实现了和“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帕瓦罗蒂的“共鸣”，为帕瓦罗蒂演唱的歌曲《我的太阳》伴奏。李幼平认为，今天的编钟不仅能独奏、和中国民族乐器合作，还需思考如何融入到当今的音乐体系之中，向全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李幼平说，在创造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编钟在今天绽放出强大的生命力，3D技术、AI技术等创新科技更为古老的编钟注入了新的活力。3D打印编钟，给编钟装上机械手，像弹钢琴一样弹奏编钟……这些奇思妙想都已变成现实。编钟也不再仅仅是博物馆玻璃柜子里的“国宝”，更成为大中小学生教材和课堂上的高频热词、文化类影视网络节目的焦点。“让编钟走进千家万户，能不能？我觉得完全可以。我甚至想过开一辆大篷车，带着编钟一路开一路演奏，去和老百姓一起跳广场舞。”
李幼平认为，中华几千年的文明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我们不能够仅仅只是让它在（博物馆的）玻璃柜子里头，而是要让它开花，让它结果，让全世界的音乐家为编钟来进行作品创作、演奏，让它奏出今天的声音”。回顾横跨音乐、考古领域数十年的研究历程，李幼平说，4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研究在回答“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及“怎么办“等历史与现实之问的过程中，“不仅‘活’起来，‘火’起来，而且活出了经典、火出了精彩，这体现出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李幼平专注于编钟的传承、创新与推广的故事让刚刚考上国际中文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学生李晓丹备受激励，她说：“我从李教授的演讲中感受到了学科之间的相互融合，今后在学习中也要秉持科学严谨的求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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