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初步构建起协同高效的组织运行体系、系统集成的政策制度体系、普惠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严防风险的群防群控体系、自治规范的社会动员体系，形成了边疆民族地区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立体化的社会治理格局

环境好了，改造提升后的街区成了网红街区；所涉事项，商量着办，街道工作人员就是服务员……32岁的孙雨萌掰着指头说着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南强街巷的变化。2年前，她加入南强街巷“网红”小吃摊主队伍，卖小卷粉，既是南强街巷社会治理和改造提升的受益者和见证者，也是参与者——成为党员志愿服务者，为街区建设和社会治理添砖加瓦。

孙雨萌的经历是昆明各社区群众享受社会治理成果的缩影。近年来，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会城市昆明着力推进社会治理工作创新，探索社会治理“五级”模式、社会治理量化考核等一批切实有效的做法，破解社会治理力量难以下沉、资源碎片化、考核科学规范化不足等难题，绘出共建共治共享同心圆。

共治当先提升幸福感

“打造基层治理共同体，实现住在昆明、热爱昆明、建设昆明的美好愿景。”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说，创新机制，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昆明迈出探索的步伐。

现在，南强街巷街面整洁，商铺鳞次栉比。“2019年开街运营后，日均人流量2.5万人次，年营业额超1.8亿元，是昆明夜经济代表之地。”昆明伍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碧砚说。

几年前，南强街巷在赵碧砚眼中令人头疼不已：街两旁是一个个大杂院，数百户居民住在低矮破旧的房屋里。居民院内无公厕，街面坑洼不平，小街小巷多是断头路，社会治安较差。

投资买两栋楼，让400户老居民拎包入住；老房子按原样复制改造；水电路提升；将民俗文化、非遗文化融入建设，打造昆明旅游地标文化夜市……赵碧砚现在是南强街巷党支部书记，以党建引领打造红色文化传播平台，包括红色庭院剧场、红色讲坛、红色茶座等，剧场推出《初心》等剧目，演出累计600多场，7万余人观演。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和社会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像南强街巷一样，昆明以共建共治共享促进和谐发展，绘出同心圆。近年来，昆明创新构建“区-街道-社区-居民小组-楼栋”的社区五级治理模式。该模式在传统“区-街道-社区”的三级管理体系下，下设居民小组长和楼栋长，激活社区治理末梢神经，实现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最后一米。

各街道成立“大工委”和驻区单位全面参与的党建联盟，社区成立“大党委”，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民主协商、群团带动、社会参与机制，把社会治理重心落到城乡社区，实现基层党组织全覆盖，让管理和服务力量下沉。

目前，昆明社会治理由“大水漫灌”向“精准服务”转变，推行“一网四中心”政务服务模式，政民互动共同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从“政府端菜”到“百姓点菜”

以前，盘龙区明通巷47号院120户居民只有一个公厕，大家意见大。社区多次指导居民召开议事会后，居民自发建立院落自管会，形成居民议事会规则，发动居民自筹0.86万元，向公共单位筹集1万元，解决了居民“方便”大事。

以前靠行政动员、命令等提供服务，政府负担重，还经常得不到群众认可。现在，盘龙区依托“五级治理”“十户联保”机制，发挥小组长、楼栋长、十户长等“宣传员”“信息员”作用，引导群众诉求从个体权益向集体权益转变；吸引有热情、能担当、有想法的人士作为“民生小实事”项目的提议人，鼓励居民成为实施责任主体。建立健全事由民议、策由民定、财由民理、责由民担、效果民议的长效机制，积极推动了居民主动自发解决公共问题。强化群众自治力量，推动政府由单向管理转向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用力，实现了由“政府端菜”到“百姓点菜”的转变。

为破解资源碎片化等难点，2019年3月，昆明成立了由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任组长的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了社会工作委员会，各区县同步成立社会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街道也成立社会建设办公室。

“昆明把推进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持续创新治理理念、完善治理体系、改善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程连元说，昆明市在社会治理方面作了有益探索和大胆实践，提升联动协同能力，着力构建组织运行体系，社会治理由九龙治水向协同用力转变。

群众关心什么就盯住什么

碧鸡广场是昆明市内面积最大的开放式广场，日均人流量过万。清晨和傍晚，到碧鸡广场相约而舞，成为很多老年人的习惯。但乐器和音响设备产生的噪音不断，常引发矛盾纠纷。

药方开出后，西山区西苑街道办事处就噪音扰民问题组织座谈会6次，邀请居民代表、文体团队负责人160多人，征求意见建议。将群众反映的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党员干部牵头，深入开展问卷调查526人次，逾80%赞成建立广场文明公约制度。随后，西山区西苑街道办事处出台《西山区碧鸡广场活动文明公约》等规定。

西山区委副书记、区委社工委书记陈净介绍，通过换位，让广场文体团队由原来被管理方变为管理参与方，由“要我遵守”转变为“我要遵守”，政府部门由管理监督者变为组织者、服务者，治理效果明显。

昆明各区都着力构建社会动员体系，社会治理由群众旁观向群众热心参与转变。各社区建立协商议事委员会，推行“提议、合议、群议、决议、评议”的协商民主“五议工作法”，各方广泛参与，共解难题。

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昆明印发《关于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规划纲要（2018—2035年）》等文件和调研报告。编制全市社会建设五年规划，构建“1+7+N”政策制度体系，包括规划引领昆明社会治理中长期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加强和提升“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水平的七个基础性文件；组织落实纲领性文件和基础性文件的若干配套文件政策、实施意见、管理办法等。

“这成为我们社会治理创新的政策框架和路径规划。”杨皕说，各县区也都制定细化措施，在推进社会治理中，党建引领作为根本路径，服务群众作为核心任务，多方参与是关键举措。

昆明提出包括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等46项社会治理指数，分为社会活力、社会服务、社会环境三大维度，通过数学建模构建昆明市社会治理的标准体系，按年度编制和发布《昆明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数报告》，实现社会治理成效可量化、评价、跟踪，对市、县、乡、村四级治理成效综合测评，使社会治理可量化、复制、操作，既对昆明社会治理工作纵向比较，还与北上广等城市横向比较，这是对社会治理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量化测评的创新。

专家认为，昆明社会治理指标体系从面向市域、面向县域、面向群众需求三个角度出发，构建起具有边疆民族特色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标体系，坚持问题导向，推动问题解决。

目前，昆明市城乡社区面貌焕然一新，环境由脏到洁、治安由乱到顺、管理由弱到强、服务由差到优、党群由散到聚，各民族群众真切地感受到治理成效。昆明初步构建起协同高效的组织运行体系、系统集成的政策制度体系、普惠公平的公共服务体系、严防风险的群防群控体系、自治规范的社会动员体系，形成了边疆民族地区全方位、多维度、深层次、立体化的社会治理格局。去年梳理排查社会民生领域9.34万件问题，解决率98.7%，群众满意率92.1%。

“提升系统集成能力，着力构建政策制度体系，社会治理由条线探索向系统推进转变。”程连元说，昆明积极探索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模式，进行多项体制机制创新，破解边疆多民族地区难题，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有益经验与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