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院派作家格非的专访是一个“烧脑”的过程，他语速很快，涉猎极广，并且密集地输出各种文学哲学理论。然而这也是一个愉快的过程，他分享了他在生活中、在文艺作品中体验到的惊喜和美好：中秋节在院子里赏月的静谧、看成濑巳喜男影片的感动、一夜之间看到大雪漫天时的神圣感……
“让小说重回神秘”
为什么要重回小说的神秘性？格非认为，“生活中有某种完好无缺的东西，我们称之为‘神秘’。《中庸》开头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这其实是说明了天地与我们人世之间的一个关联。”例如一场雨、一场雪，很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会令古人们感到兴奋，然而，随着科学的产生，现代文明的发展，世界不断地“去神秘化”，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解释的，而生活开始变得平白无味。
格非提出，我们应当“重建日常生活”。“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就是托尔斯泰当年所警告‘自动化’的生活，它是可以一眼可以看到底的，可以计算出来的。”这个问题其实苏东坡就已经指出过了。苏东坡当年写过非常重要的一首诗，汪曾祺先生后来引用过：“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在“静坐”的那一刻，他是存在着的，他不是在一个自动化的程序里，因此他的时间概念发生了变化。
“例如看到大雪漫天、听到某段打动内心的旋律，那一刻是神圣不可动摇的，它可以抵消你所有的痛苦。这种神秘的经验是我们每个人在欣赏艺术的那种迷醉的体验。文学是能够带来这种体验。”格非说。
“音乐欣赏与创作无关，就是纯粹的爱好者”
《月落荒寺》书名来自德彪西作品，以一段充满谜团和遗憾的男女情事为主线，勾勒出大都会知识分子不安迷惘的众生相。《月落荒寺》与格非此前的中篇《隐身衣》有许多关联之处，是两部可以相互对照的作品，因此，说起《月落荒寺》的创作缘起，也离不开《隐身衣》。
格非一直羡慕来他家修“胆机”的手艺人老余。他是《隐身衣》里的主人公崔师傅的原型。老余没有什么文化，但有一门修音响的绝活，他无牵无挂，不受任何管束，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自得其乐。正是老余对音乐的热爱，让格非感到神秘，感觉到生活中有一些“高人”，可以让大家窥视到摆脱庸常生活的可能性。
在《月落荒寺》里人物的内心和对话里，读者会与卢卡奇的“深渊大饭店”论、萨特的“真正的生活”、麦尔维尔的短篇《抄写员巴托比》等文本相遇。格非说，这些元素的出现，必然有他的用意，小说也寄托着他对这些学者和作家的理解。“卢卡奇和麦尔维尔都是我在讲课时给学生们讲的重要人物，因为我觉得这些人非常了不得，他们所呈现的对社会的理解远远超出了我们，需要在全世界得到重新的评价。”他说，如果对他们的理论没有了解的读者，并不会影响他们的阅读，但如果是文学哲学修养深厚的读者，从中能得到更多的乐趣。
“做一个伟大的读者其实也很幸福”
被问到在学术和写作之间如何平衡时，格非说，他会将教师这个职业不容置疑地放在第一位，他每年备课的时间会花得非常长。“因为你得尊重你自己的职业。”在他看来，学术其实很大意义上也是一场冒险。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能够提供新的思想学说，是一项伟大的事业。而对于思想史对哲学史文学史的深入了解，不仅不会影响到创作的灵感，还会有极大的帮助。就像卢卡奇的作品，比小说家的句子还要漂亮，还要有力量。
“伟大的作品要不断重读，好的读者也需要不断地重读。”但他反对小学生去背《尚书》、“四书五经”，他说，古典文学什么时候再读也不晚，例如《诗经》、“古诗十九首”、杜甫的作品等，需要不断地重读，有人生的阅历，才能受这些作品的感染和影响。
对于流行读物，格非则坦承，他已经没办法阅读这样的作品，因为无法从中得到阅读的快感。“其实过去有很多流行文学可以称之为非常伟大的通俗小说，它们给我强烈的娱乐，也有相当的深度。比如说我觉得最后一个伟大的通俗小说家就是金庸。他对世界深入的理解，语言也非常优美，至今还能给我带来很大的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