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与康有为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说，康有为曾以布衣身份上书光绪,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的形势,并揭发沙俄蚕食中国的阴谋,称赞日本明治维新的改良。请光绪皇帝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实行改革。但当时全京师的人,都认为康有为是狂妄之徒。大臣们扣压不呈递他给光绪的上书。
此时,翁同龢出场了。翁康见面后,翁自是“专主变法”,“比前若两人焉”。这是翁同龢的第一“变”。以后,翁同龢即向光绪报告了康有为关于变法的意见,“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便命令总署各大臣不得阻挠康有为上书,还要看康有为写的《日本变政考》、《俄皇大彼得传》等书。这时翁同龢又“面荐于上,谓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举国以听……”
康有为自编《年谱》对翁同龢也是极推崇的。后来康还写了一首《怀翁常熟去国》的诗,对翁同龢被罢职务表示痛惜。
而翁同龢的《日记》却与康梁所记不同。如:“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改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禅也,为惊诧不已。”他从经学观点视康有为是“野狐禅”，歪理邪说。
至戊戊戌四月初七日,翁同龢《日记》:“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曰:“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
这里可见翁同龢对变法的态度,并不是像康有为梁启超所感觉的那样,或者在这期间翁同龢受到了什么压力,于是改变了态度;更可能的是翁同龢已感到风声不妙,为求自保而努力划清同康有为的干系。光绪一定觉得翁同龢支吾其词不可理解,所以问了几次“何也”,而且发了脾气。这些情节,康有为梁启超是不知道的。
个中缘由可以在另一则《日记》中看到:“已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闻报》记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有为为翁同龢极荐,有真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臣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何也。厥后臣若在列,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
至此,翁同龢的复杂心态已是十分清楚了。情况也许是这样的:初见康有为写的《新学伪经考》等,不以为意,以为只是经学上的回题,甲午后觉康关于日本变法的看法可信而荐之于光绪;临近变法时,翁同龢或已听到些风声,西太后觉察到翁康之间有联系,于是撤翁同龢毓庆宫行走之职。翁同龢正是在这样的处境下赶忙与康“划清界线”,而且尽量洗刷自己,以求自保。
至于翁同龢何时和因何被罢斥,印鸾章《清鉴纲目》记如下:“时帝发愤变法,稍揽政权。同龢在毓庆宫授帝读最久,又为军机大臣,因鉴于世变,极赞成变法,并荐康有为才堪大用。以此为太后所恶,遂命开缺回籍。另有一说，慈禧太后本不喜新政,因帝锐意变法,颇不悦,遂有天津阅兵,潜图废立之阴谋。事为同龢所闻,密以告帝。故太后衔之,特罢其职。
看来西太后已准备对变法派动手,而动手之前先夺去翁同龢的官职,实是为了“保护”他。而翁同龢本人恐怕也庆幸因而免受康有为的牵连,一走了事。显然翁同龢是先看出了光绪的心思,也觉得康有为说得有理,于是便顺便向光绪推荐了康有为。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又使他担心受到牵累,于是又向光绪表示与康已无来往,理由是觉得康有为“居心叵测”。
可见，翁同龢并非真心支持变法，他无非是“看风向行事”，老谋深算、工于心计。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加几个没有实权的书生，倡导的变法，必然失败。翁同龢在变法中的首鼠两端，甚至比不上袁世凯对改革的决心，尽管袁世凯站在慈禧一边，但那是政治站位的选择，其实他后来的如日中天，全部得益于对军队的改革（编练新军），而他之所以复辟帝制，有他的私心，更有杨度等旁人的怂恿。本质上，翁同龢还是个自私自利的保守派。
戊戌六君子
